從晚清文人呼籲文學改良以來，有關中國文學「如何現代」的辯論已經超過百年。回顧一個世紀的文學論述，我們不難發現「革命」和「啟蒙」形成兩大基調。這樣的論述當然反映現代中國文學與歷史的密切關聯，但久而久之，也成為一種慣性話語。有關主義與國家的辯證，早已成為老生常談；即使時至今日，種種名目的反帝、反殖民論述，新左、新自由主義，依然不脫此一脈絡。本文提議在革命、啟蒙之外，「抒情」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 ──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──的又一面向。這是容易引起疑義的命題。因為一般論述對「抒情」有成見，或視為無關宏旨的遐想，或歸諸主觀情緒的耽溺；左翼傳統裏，「抒情」更帶出唯心走資等聯想。論者對「抒情」的輕視固然顯示對國族、政教大敘述不敢須臾稍離，也同時暴露一己的無知：他們多半仍不脫簡化了的西方浪漫主義說法，外加晚明「情教」論以來的泛泛之辭。（王德威《現代抒情傳統四論》）根據此段議論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